一名违法吸烟的年轻明星,刚刚遭遇了一场公关危机。
61家医院开起了“戒烟门诊”,7000多位烟民接受了首诊。
13名北京市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建议,认为“电子烟”也应当纳入控烟范围。
本月,北京“最严控烟令” 实施满4年。官方数据显示,4年间,北京公共场所违法吸烟比率由34.4%下降到4.9%;成人吸烟率下降了1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20万北京烟民“消失了”。
烟民们的难题
6月的一个上午,张涛走出天桥演艺中心,轻车熟路地在门边一个垃圾桶旁站定,点上一支烟。
北京最高气温超过30℃,张涛磕完最后一截烟灰,已经满头是汗。
吸烟变得更“难”了:张涛在高楼层办公,抽根烟要下20层;回到家里,房间内不能吸,楼道同样禁烟,懒得频繁上下楼,小孩不在家,张涛就打开抽油烟机、站在厨房里抽。
“采访我可以,帮我带句话给控烟协会,吸烟区能不能多设点儿。”张涛笑着抱怨。以前,他一天要抽上三十多根,现在数量“缩水”了一半。“谁能想到呢?抽烟变成了麻烦事儿。”
2015年6月1日,北京市控烟条例启动,这部被称作“史上最严控烟令”的法规,将北京市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划入禁烟范畴。这意味着,400万北京烟民都不得在任何“带顶儿”的场所吸烟。
四年来,张涛养成了一个小习惯:不管去哪,先找到建筑物周边的吸烟区,抓紧“嘬”上两口。
和他同样“境遇”的,还有老北京人郁军。
50岁的郁军,烟龄有35年。控烟令刚启动时,郁军压根没往心里去,觉得不过是“做做样子”。
在北京,当时流传一个词儿叫“烟狗炮”,指的是三大“最难管”的领域,香烟居首。官方披露的数据显示,2014年,北京成人吸烟率为23.4%,烟民419万。
一开始,郁军没感觉到太大压力。餐馆里,经营者觉得劝烟扫了顾客的兴,会影响生意。郁军和朋友出去吃饭,习惯性地点上一根,碰到服务员劝阻还要吵上两嘴。即便掐了烟,也要怼人家一句“多事儿”。
但是,北京的无烟场所越来越多了。日益“压缩”的吸烟空间下,郁军不在车内吸烟、不在餐馆吸烟、不再“反抗”劝烟……去年,他彻底断了吸烟的念想儿,去了戒烟门诊。
“控烟条例的初衷和目的,就是让更多人戒烟。”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雷海潮说,到2020年,北京成人吸烟率要降到20%以下。
这4年,北京的成人吸烟率由23.4%下降为22.3%。这意味着,20万北京烟民戒了烟。
2019年5月31日,背阴胡同一宾馆,卫生监督执法人员正在查看宾馆禁烟情况。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对抗尼古丁的新职业
郁军走进的“戒烟门诊”,北京已经开了61家。
2018年10月中旬,潘家园一间会议室内释放出一则消息——300个免费戒烟名额向社会投放。不到半天,名额被抢夺一空,这让主办方北京市疾控中心措手不及。
“去年给了100个名额,几个月才报完名,没想到才一年,公众的戒烟热情涨了这么多。”一位工作人员回忆。
承担戒烟服务的是一种新型门诊——戒烟门诊。在这里,医生通过药物、心理干预等方式,帮助烟民对抗尼古丁。
“控烟条例的出台,让戒烟门诊迎来了春天。”梁立荣说。她是北京朝阳医院戒烟门诊负责人。作为北京最早的戒烟门诊之一,一度并未被烟民“看重”。大多数人是因疾病被动戒烟,医学干预戒烟的手段,很多烟民闻所未闻。诊室也曾和其他科室“共用”,控烟令实施后,他们有了独立空间。
控烟令实施首月,一位在首都机场做地勤工作的男性烟民慕名而来。根据新规,首都机场成为禁烟区,为了抽烟,他要专门去坐摆渡车。最终,他决定彻底摆脱尼古丁。
“控烟也要有堵有疏,我们预测到控烟条例实施后,会有更多人出现戒烟需求。”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曾晓芃介绍,传统的戒烟是烟民靠意志力“干戒”,成功率低,若由医疗机构来提供一系列的引导和帮助,成功率将大幅提高。
来自首都机场的这位烟民,一个月就戒了烟。
患者数量多了,医疗机构的戒烟服务也有了“大数据”。朝阳医院戒烟门诊改进了治疗方案,加强了随访力度,还组建微信群,发挥“社团作用”。一年后,烟民的口口相传为门诊带来了更多患者。
郁军曾经尝试过“干戒”,没成功。去年,他经人推荐来到朝阳医院,除常规的药物治疗外,还不时接到医生电话,沟通戒烟的进度和状况,接受心理疏解。今年,这个曾被爱人埋怨满嘴烟味的烟民,成了拒吸二手烟的“劝烟员”。
曾晓芃介绍,到今年,北京有61家医院开设戒烟门诊,14家达到规范化戒烟门诊标准,首诊量7742人。“目前面临的困难,一是烟民认知度不高,想戒烟不知道方法;二是部分烟民在治疗过程中失访,影响戒烟成功率。下一步,我们要在这些方面加强。”
卫生监督执法人员正在查看饭店禁烟情况,给食客介绍禁烟政策。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志愿者等来了道歉
医学戒烟的新概念还在普及。不过,在志愿者杜国勇看来,公众对于控烟的接受度,几年里进步飞速。
他仍然记得那个“难搞”的对象。
2015年冬天某个上午,天色沉沉。北京西站北广场半封闭的下沉区,一个穿着灰色羽绒服的中年男子掏出一根烟,点上。
彼时,北京的控烟令刚实施不到半年,未被广泛认知。冬季天冷,更少有人愿意出门吸烟。杜国勇上前劝阻,对方态度抵触,坚称吸烟是“个人嗜好”,拒绝掐烟。
一个坚持吸,一个坚持劝。男子拉着拉杆箱、背着背包,等着乘车,无法掉头离站,只能被杜国勇“死死纠缠”,两人在西站你追我赶,从广场一直拉锯到电梯口,男子终于将烟头扔进杜国勇随身携带的矿泉水瓶里。
三年半过去,杜国勇还是控烟志愿者,却再未碰见那么执拗的烟民。室内抽烟的人少了,偶尔见到,只要上前劝阻,大多自觉理亏、乖乖掐烟,还有人主动向他赔礼道歉。
从杜国勇的个人经历,或可一窥北京控烟的“大变化”。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给出的数据是,与《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初期相比,公共场所违法吸烟率由34.4%下降到4.9%,降幅超过8成。
明星的危机事件
控烟引发的也是一场文明意识革命,正如志愿者们“等来”的道歉。
今年5月21日,艺人王源被曝在餐馆内违法吸烟,迅速引爆关注。北京控烟协会喊话后,王源在微博道歉,这则消息随后被转发45.9万次、评论33.6万条。虽然有部分粉丝认为,王源年纪尚小,不应过于苛刻,但绝大多数网友站在“反方”,直言王源触犯法规。数日之后,媒体仍在致电卫生监督部门,追踪事件细节。
“从普及控烟的角度,我们是感谢王源的。”北京市控烟协会会长张建枢说,引来如此大量关注,一方面是由于明星艺人自带“流量”,另一方面,也说明控烟问题越来越受到公众重视。
正如张建枢所言,放在以前,抽烟不会被认为是个大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控烟工作启动之初,还曾有劝烟员因撕毁控烟广告“扰乱社会秩序”,被扭送去派出所。数年过去,北京地铁女子抽烟、王府井设大型吸烟区、文章违法抽烟等,都引发了舆论声讨。
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官网“首都之窗”的推荐页,链接着“控烟一张图”(北京控烟投诉实时地图)。北京地图的背景之上,大量地点闪烁着蓝色、橙色或黄色的灯,每一盏都代表来自普通市民的控烟投诉,像是无声的谴责。
市民通过手机,能进入“无烟北京”微信公众号的投诉窗口,提交地点、时间、事件描述、照片后,这些信息随即在控烟图中曝光,志愿者们也会根据这些线索,前往现场进行劝阻。
“每个人都能成为监督员,共同营造健康的公共环境,控烟一张图就是在这样的想法下诞生的。”张建枢说。
投诉数量的汇总和分析,还产生了控烟“黑榜”——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工人体育场、中国航天十二院等单位都曾榜上有名。
这四年,“无烟北京”微信公众平台接到市民投诉举报49277件。投诉量逐年增加, 2017年是13123件,2018年是15560件,今年刚过去6个月,投诉量已经达到了17210件。
“管水”的科室干起了控烟
根据控烟令,禁止吸烟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有劝阻吸烟者的责任,若违规,将被处以2000元到1万元不等的罚款。
5月31日中午,西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西长安街大栅栏监督站站长王久强,前往西单地区一所宾馆检查。值班经理凌成找出一个小本子,上面写着2015年6月至今宾馆工作人员劝阻来客吸烟的上百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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