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在线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7月22日早上8时50分，小八点燃了一天里的第一支烟。北京670路公交迟迟不来，抽烟成了他打发这段沉闷的唯一选择。

　　40分钟后，他在买早餐的路上草草抽完了第二支，把烟头朝垃圾箱用力一丢，结果没投中。他并不在意，因为在垃圾箱周围，散落着太多烟头。

　　同一座城市里，作为控烟志愿者的叶榄正弯着腰，把烟头一个个捡起来。这是他自发的工作。过去20年，他的足迹遍布全国，捡过的烟头不计其数。

　　在中国，控烟与吸烟的角力已经陷入胶着。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中国生效，至今已整整10年。按照承诺，中国本应于5年前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全面无烟，并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然而现实是，《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至今尚未出台，并且原本室内公共场所全面控烟的规定多处被弱化。

　　另一方面，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5年发布的《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全国15岁及以上的吸烟者已达3.16亿人，吸烟率为27.7%，这个比率已经5年没有变化。而吸烟人数却增加了1500万，吸烟者的日均吸烟量上涨了1支。

　　10多年来，这个染上烟瘾的国家不断想要摆脱它，但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

　　年轻的吸烟者和老去的控烟先驱

　　小八刚满18岁，是北京一家理发店的学徒。在他的圈子里，抽烟就像吃饭喝水一样平常，店里10个男生，只有3个不抽烟。

　　《报告》显示，5年间，15岁至24岁之间的男性吸烟率在不断上升。吸烟人群正在走向低龄化。

　　与烟雾背后越来越稚嫩的脸庞相比，中国控烟的先驱们却正在老去。

　　吴宜群的电话打了半个小时，她在跟人讨论拍摄一个“劝阻吸烟三十六计”的系列短片。今年70岁的吴宜群投身控烟工作近20年。15年前，她从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的位子上退休后，跟一起退休的王克安院长合作创办了公益组织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

　　作为最早推动中国控烟的专家之一，吴宜群依然觉得接触控烟太晚了。她的母亲抽了一辈子烟，最终因吸烟引起的肺病去世。在她的坟前，还祭奠着香烟。“如果我能早点了解现在做的这些控烟工作，或许能劝母亲早点戒烟，她也就不用受那么多罪了。”说到这儿，老人抹了下眼睛。

　　过去10年，控烟先驱们见证了中国加入WHO《公约》，见证了中国大陆有公共场所禁烟立法的城市从零上升到18个，见证了《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这一“史上最严控烟令”的出台，见证了新版《广告法》对烟草广告的禁止，也见证了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对二手烟说“不”。中国控烟的每一步，都有他们的脚印。

　　但这两年，“控烟太难推动了”，吴宜群垂着眼，“而且我也老了。”

　　让她疲惫的心事之一，就是近期《条例》最新草案出现的立法倒退。2013年，经过几十位专家学者连续多年的呼吁，《条例》终于走上了起草之路。最初的进展让控烟界振奋不已，2014年年底，向社会进行公开征求意见。其中第十条明确写着“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烟盒包装使用警示图片和公共场所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等内容也出现在其中，控烟力度空前。

　　然而，据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副主任姜垣称，在经过了19个月的征求意见后，今年4月最新的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以上内容却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餐厅、酒吧等餐饮服务和休闲娱乐场所的室内区域可以设置吸烟区，并且室内工作场所只有共用区域禁止吸烟。

　　“完全不能接受。”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许桂华坚决地说，“修改成这样根本就是背离了《公约》的要求。”

　　最新的征求意见稿似乎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特地指出室内吸烟区域应安装单独的通风、排风设施，与非吸烟区域有效隔离，想要把烟“关住”。

　　但是这一做法在一些专业人士眼里，无效。WHO中国代表处的潘洁兰博士举例，在公共场所设立吸烟区，就如同“在游泳池设立便溺区”。香港科技大学关于吸烟室的技术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即使是双层门严格设计加上强劲的通风系统，也不能消除吸烟区内的有毒物质，更不能防止二手烟外泄到其他区域或房间。

　　对于草案的最新版本，曾经参与过《条例》起草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黄金荣表示失望。他说：“底线至少应该是把餐厅这类标志性的公共场所实现全面无烟。”

　　在很多人眼里，这短短19个月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仿佛都笼罩在一片浓烟里。

　　浓烟背后公开的秘密

　　一上午，小八洗了4个头，做了两个头发护理。他推开店门，想去外面抽根烟，因为“店里不让抽”。这间不到30平方米的店铺，正对着门口连挂了两块牌子，前后隔了不到5米，红底白字地写着“禁止吸烟”，下方还注明了“12320”的举报投诉电话。

　　门口的榆树下已经站了两三个人，每人手里都冒着烟。　“见面先递根烟”是新同事融入新生活的快捷方式，也是他在山西老家耳濡目染的习惯。

　　“现在风气好多了。”吴宜群感叹。调查数据显示，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一年多以来，公共场所吸烟人数从11.3%下降到3.8%，餐馆发现吸烟现象由40.3%下降到14.8%，公众控烟满意度从42.26%升至81.3%。北四环一家烟酒超市的售货员不止一次地抱怨：“来买烟的人越来越少了。”

　　但这仅限部分控烟严厉的城市，在大多数农村和城镇，送烟抽烟的风气依然在野蛮生长。来北京后，尽管“早有心理准备”，小八还是因为在餐馆吸烟被劝阻过两次。而在他的老家，人们可以在任何公共场所随意抽烟。“许多人在北京不抽，一到河北就开始抽。”吴宜群说。

　　据姜垣介绍，《条例》在一年多的征求意见过程中，某些省市地方的意见对草案修改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们的态度是觉得法律太过严苛，根本做不到”。

　　在吴宜群看来，除了地方“做不到”，某些与控烟“有利益冲突的集团”的介入是《条例》修改的更直接的原因。

　　“某些集团”直接指向烟草业。中国控制吸烟协会会长、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透露，最初的草案公布后，国家烟草专卖局曾给相关部门送上一本厚厚的反驳材料，并附有历年缴税的详细数据，图文并茂地强调自己对国家财政的巨大贡献，执意要求修改条款。

　　“烟草业能够光明正大地参与控烟立法，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吴宜群说。

　　吴宜群介绍，中国烟草总公司跟国家烟草专卖局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在以企业的身份生产和销售烟草的同时，又以专卖局裁判员的身份“理所当然”地参与烟草控制。

　　控烟界一直质疑，国家烟草专卖局作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的8个成员部门之一，　“组长是工信部，但是烟草专卖局局长是工信部的党组成员。”吴宜群说，“你说这能好得了吗？”

　　在一些人士看来，当前中国的控烟工作不仅没有陷入困顿，反而有些“过激”。专卖局曾多次公开表示，要警惕控烟工作的“片面化、绝对化、扩大化”倾向。去年我国烟草消费量出现了20年来的首次下跌，烟草专卖局在今年4月的回应是实行“三步施策”：第一步，止跌回升，调好状态；第二步，控制货源，均衡增长；第三步，重点发力，冲刺目标。

　　“没有人能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吴宜群说，“左右手打不疼嘛。”

　　“物美价廉”的中国香烟

　　“来盒南京。”小八几乎每天都要去对面的烟酒超市买烟。

　　大红色的“南京”烟盒下方印着两行字：吸烟有害健康，戒烟可减少对健康的危害。小时候他常给父亲买烟，曾经对这行字产生过巨大的困惑：“为什么这些人明知道吸烟有害健康还要卖烟？”父亲只回了一句：“你别抽就行了。”

　　现在看到这行字，他毫无反应。

　　2008年，《公约》的第三次缔约方会议在南非德班召开，讨论烟草警示包装的实施准则。会中，中国代表团的一位国家烟草专卖局官员表示很难在烟盒上使用溃烂的口腔、萎缩的头颅等恐怖的图片警示，因为“名山大川是中国的历史文化积淀，放上难看的图片是对广大公众的污辱和不尊重”。所以中国“尽管从法律上、健康上不反对，但从民族感情和文化基础上持有保留意见”。

　　中国因此获得了当晚的“脏烟灰缸奖”，这是由全球非政府组织（NGO）代表在会议期间，根据各国代表团的表现集体评选得出，以谴责获奖者在控烟方面的不作为。

　　作为NGO代表参会的吴宜群回忆，与会的200余名代表一致决定把奖颁给中国，“颁奖词”是：宁要烟盒漂亮，不要公民健康。

　　吴宜群至今仍觉得丢脸。

　　自那以后，凡是有烟草业参与的会议，王克安都会随身携带几盒香港、台湾的烟，如果烟草业再以“中华文化”作为“挡箭牌”，他就立马掏出烟盒，“你看看，那香港台湾难道就不是中华文化了吗？”

　　据《2015中国控烟观察民间视角》报告，截至2015年5月，全世界已有85个国家和地区在烟盒包装上采用了图形警示，其中有60个国家图形警示面积超过50%，最大的已达烟盒正反面的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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