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在线据长城网报道　　2010年3月1日，《上海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正式实施，12类场所全面禁烟、5类场所特定区域禁止吸烟。《条例》实施以来，控烟知晓率和支持率均超过75%，法定禁烟场所的吸烟发生率由37.6%下降至14.6%，劝阻率由19%上升至43.2%。由此可见，上海的控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

　　吸烟有害健康，这是众所皆知的事实。我国每年有136.6万人死于与吸烟相关的疾病，超过因艾滋病、结核、疟疾和伤害所导致的死亡人数总和。然而，在对控烟的一片喝彩声中却也不乏“暗流”：“吞云吐雾”者依然比比皆是，公务活动仍有烟草的踪迹、变相鼓励吸烟现象更是屡见不鲜……

　　据2015年上海市成人烟草流行监测数据显示：15-69岁成人吸烟率为23.3%，其中男性吸烟率为46.8%，女性吸烟率为2.0%。涉烟的最小年龄为10岁，平均每周接触二手烟的比例为59.8%。显然，上海扩大公共场所禁烟范围，正是对当前控烟严峻形势的应对，其打造“无烟上海”的决心和魄力值得点赞。

　　公共场所控烟不能止步于扩大范围

　　抓好执行是关键

　　其实，抓好控烟并不容易。从控烟的过程来看，虽然《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生效已十年、上海市控烟也走过了六个年头，但控烟的成效与期望恐怕仍有相当大的差距。控烟何以成了一块难啃的“骨头”？是因为它不仅涉及到生活陋习的改变、更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博弈。

　　“冰冻三尺之厚，必非一日之寒”，控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推进无烟上海建设，政府和相关部门就不能止步于扩大覆盖面，更要抓好执行这一关键。既算好控烟经济账，算好民众健康账、又社会效益账，坚决维护控烟令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在强化宣传引导、加大督查力度、提高违法成本上下“深水”、出实招，决不让制度成“纸老虎”、更不为“瘾君子”留“空子”。

　　还需统一立法

　　从相关监管部门反应迟钝、动作迟缓、执法不力，我们看到了执行室内公共场所“禁烟令”之艰难。然而，中国烟民人数居高不下，除了烟草文化根深蒂固、国人控烟意识不强、戒烟积极性不高外，更与立法滞后、措施偏软有关。特别是，目前没有一部专门的全国性控烟法律，地方法规位阶比较低，禁止吸烟的场所有限且不统一，可操作性不强，不足以起到应有的法律效果。

　　因此，给室内公共场所全国禁烟统一立法，扭转各自为政的被动局面，显得尤为迫切。特别是，应借鉴德国的做法，制订并实施《制止被动吸烟危害法》，所禁场所要具体，执法主体要明确，处罚措施要强硬，处罚标准要量化，体现室内公共场所禁烟立法的公信力与执行力。同时，建立并不断完善“场所自律、行政监管、人大督导、社会监督、专业监测和舆情评价”相结合的依法控烟工作机制。更重要的是，应从源头对烟草生产、销售环节加强防控和管理，宁可不要这高耗社会成本的GDP，也不能让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受到危害。

　　不妨给烟民和非吸烟者各自找个出口

　　条例草案征询意见的报道一出，就有媒体就称，一名上海老烟枪明确表达了他对草案的看法：“政策是好政策，但也要给我们吸烟者一条出路。”他们中大多数人认为，吸烟者也有合法权益，何况有些行业对香烟是“刚需”。像火车站、机场这种公共场所设置吸烟室的效果明显要好于全面禁烟。如果全面禁烟，是不是反而会造成烟民的反弹情绪。需要做的是提高吸烟室标准，可以让烟草企业出钱来造高标准吸烟室。

　　反对者的观点是从公众的健康出发，吸烟最大的“恶”在于危害身边的人，使得一些人被动、被迫受到伤害。比如，在一些工作场所，一位怀孕的女性仍然坚守岗位辛勤劳动，他的男同事们为了缓解疲劳、提振精神聚在角落抽烟。由于大多数办公场所，现在都是封闭式的环境，烟味飘荡过来，势必影响“两个人”的健康。从大众利益的角度出发，似乎牺牲烟民们的利益也无可厚非。

　　也有冷静思考的人提到，关键还不在于控烟、禁烟的范围，而在于谁执法？怎么执法？如何及时执法？对于违规吸烟者，是不是只是罚款了事，毕竟他们抽烟造成的伤害，可能已经影响到了身边的人，罚款了，已经造成的伤害也无法弥补。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全面禁烟的过程中，一些私营中小饭店的境地十分尴尬，他们的顾客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烟民，如果店家劝阻或者请出，等于断了自己的生意，也让他们十分为难。这也是上海在对条例草案讨论中，需要考虑的。

　　其实，只要烟民提高自觉意识，一些问题就能迎刃而解。退一步海阔天空，到室外抽烟吧，给自己和身边你爱的人一个出口。或许就不会对条例小小的修改那么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