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5月，卫生部公布实施《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在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多了，这一目标远未实现。与此同时，一些城市出台的公共场所禁烟规定，也多是形同虚设。据媒体调查，北京控烟法规生效15年、武汉禁烟条例实行逾5年、广州“禁烟令”出台1年半多……均未罚一人。而在这些“未罚”的背后，是全国每年因吸烟导致的120万人死亡的恐怖事实，是7.38亿大众在公共场所遭到“二手烟”的被动侵害。

　　公共场所难以全面禁烟，除了公众观念、宣传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外，不可否认，禁烟立法普遍缺乏处罚规定、实际执行力度不够是重要原因。据统计，我国出台公共场所禁烟地方性法规的城市已达154个，占地市级城市的一半。由于存在着立法与执法的双重尴尬，这些法规几乎成为“空拳”。从法律效力看，不论是卫生部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还是地方性法规，公众对其权威的认可度有限；从立法内容看，抽象性的原则规定和宣传性的口号内容较多，实际操作性不强；从执法效果看，由于执法环境欠缺、执法队伍薄弱，缺乏部门联动，“有法难依”现象更为突出。

　　笔者记得，也是在去年5月，实施卫生部禁烟规定的同时，我国同时实行了“醉驾入刑”的法律规定。现在回过头看，因查处方式、力度性质的不同，二者呈现出相当悬殊的阵势与收效。有人曾经评价“醉驾入刑”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普法教育。原因就在于，这项法律规定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落实，体现了强化执法权的“热炉效应”。所谓的“热炉效应”指的是，把法律当作“热炉”。热炉火红火热，不用触摸每个人都知道是它会伤到人；每当碰到时，就会立即被灼伤；不管是谁碰到，都会同样地被灼伤。这就能敦促人人对法规制度的敬畏，从而自觉遵守法规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共场所禁烟之所以成为顽症，正是缺乏这种“热炉效应”。因此，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委员建议，要像禁酒驾那样禁烟。

　　笔者认为，即便目前在全国尚不具备制定统一的像严厉处罚酒驾那样的“禁烟令”，一些条件成熟的地方也可以先行出台地方性法规进行规制。比如，武汉对劝解无效者实施行政拘留，就能极大教育和震慑违法者。当司法过程既满足了公正的要求，又赢得了公众的认同，对法律的敬畏才会逐步在公众心中构建起来。到那时，根治公共场所肆意吸烟这一社会顽症也就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