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在线据腾讯报道 近日,位于北二环中轴路六铺炕附近一家小餐馆里,尽管墙上挂着明令禁烟的标志,仍有两位客人肆无忌惮地在抽烟。老板娘无奈地说,小本生意回头客为主,不好意思劝阻,得罪了他们生意不好做;而不劝阻吸烟又会影响那些无烟客人就餐,很可能失去这部分客人。可谓“左右为难”。老板娘的顾虑是不少中小餐馆面临的难题。
控烟6年 收效甚微
资料显示,我国于2003年11月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首个限制烟草的全球性公约。200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该公约。2006年1月,公约在我国正式生效。然而时至今日,收效甚微。
控烟至今6年,中国吸烟率居高不下,烟草消费量未减反增,由2005年占全球1/3上升至48%。最新公布的《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显示,我国是全球最大烟草生产和消费国,吸烟人群逾3亿人,占全球1/3。另有约7.4亿不吸烟人群遭受二手烟危害。
2011年5月1日,卫生部修订后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实施,全国7大类28小类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然而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卫生部近期发布通告称,暗访的全国3340个医疗卫生机构中,综合评分为70.6分(百分制),仅天津、陕西、江苏和新疆4个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获满分。此前2011年9月,中国控烟协会发布对高校的暗访报告显示,覆盖31个省的800所被调查高校中,仅16所得分超过60分,合格率仅2%。
调查显示,各地在公共场所推行全面禁烟受到不同程度阻力,尤以餐馆和网吧为最艰难。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激烈“博弈”
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烟草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达10111.4亿元,实现工商税利7529亿元。此前,我国烟草行业税收总额多年位居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首。
烟草行业是政府财政收入纳税大户,烟草业也总以带来高额利润标榜其社会贡献,这使不少地方政府在推行控烟过程中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不过全国高校无烟环境项目负责人所超认为,烟草业造成的社会危害其实已远超其带来的利润。为此,他援引一组数据:2005年,我国因吸烟导致的经济损失近3000亿元。而2005年烟草全行业工商税利才2400亿元。
《中国烟草业经济和财政效益再评估》报告也明确指出,烟草业税利来源于垄断和政府定价,并非真正盈利。长远看,烟草业创造的社会价值弥补不了因吸烟带来的经济成本。
与此同时,现有对于烟草的管理体制成制约控烟重要掣肘。
中国控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称,“烟草专卖局与烟草公司是一个班子、两块牌子,这使政府监管难以到位。”
有专家认为,政企合一的烟草专卖体制客观“纵容”烟草专卖机构“恣意”违法。一些机构出于行业利益和地方利益,经常无视《反垄断法》、《广告法》、《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推行违法广告,违规定价,个别地方甚至利用行政权力排除和限制竞争。
此外,不少地方控烟法规存在落地难问题。有调查显示,目前地方控烟立法存在主体不清,法律效力等级过低,落实难等问题。长期关注控烟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晨光表示,目前一些地方性法规可操作性不强,出现违规吸烟时“谁来监管”成重要问题。
知名“控烟斗士”、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杨功焕坦言,“虽然控烟形势在整体上已有很大进步,但仍存在控烟和反控烟的激烈博弈。”
从观念和法律入手变革
近日发布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专家建议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到戒烟门诊戒烟或可享医保报销,公安等执法部门有望加入控烟,公共卫生间拟划入禁烟区等控烟的最新举措引发民众热议。
有业内人士认为,控烟工作难点还是认识问题。部分立法人士认识不足,甚至持反对意见阻碍了法律建设进程的推进,造成执法主体不明,惩罚不到位等问题。
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主任梁晓峰认为,目前大部分省市仍是按卫生部的部门规章进行控烟,其强制性不强,惩罚措施不到位,是民众感觉控烟效果不明显的主因。他建议可借鉴5月31日新出台的《哈尔滨市防止二手烟草烟雾危害条例》和《天津市控制吸烟条例》中相关内容,因为两个条例的亮点均在于,强化了执法,明确了具体责任,具有相当程度强制性,尤其对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的禁止吸烟做了“强制性限制”。
谁来监督执法也是问题。长期致力于控烟政策研究和推动的杨杰博士认为,首先应建立完善的公众监督机制,由专业人员对举报电话整理分析和形成报告,定期对社会发布;此外,还应聘请专业调查公司对法律实施效果进行调查,媒体也应不定期进行监督报道。
烟民规模庞大,吸烟社交流行;以吸一手烟“为荣”,不以二手烟伤人“为耻”;国人性格内敛,非烟民“敢怒不敢言”。不过,这些原因并非中国独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妨借鉴一下境外控烟经验。
借鉴国外控烟经验
一是不断扩大禁烟场所。若在禁烟场所吸烟,有极高概率会被“请”出门或直接被罚款,烟民成为社会“非主流”。
二是提升烟价、警示烟民。政府不断增加烟草税,让高昂的烟价逼迫烟民戒烟。同时立法规定,必须在烟盒上显著标明警示图案。对比国内品牌香烟在海内外的不同包装,后者简直“不忍卒吸”。
三是重点“关照”烟草商。政府、媒体、公益组织联手,对烟草产业开展反宣传、反推销。烟草广告自然是严格禁止的,打擦边球也不可以。大家在经济上算了一笔账:控烟比不控烟更符合全社会的整体利益。
国内控烟沿袭了上述部分套路。平心而论,成效不小。吸烟有害健康的观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人认可和赞同公共场所禁烟。同时,无烟场所不断扩大,在公共交通工具、电影院、体育馆,禁烟令基本得到执行。
但在一些地方,尤其是餐馆、网吧,“吐云吐雾”者有之,掩鼻侧目者有之,善言相劝乃至厉言禁止者却无。这与执法不敢动真格有关系。谁是责任人,谁来执行,怎么执行,倘若起冲突如何处理解决,细则都不完备。说到底,制止吸烟有没有人“撑腰”?部分城市对此又专门立法,实施效果尚有待观察。
从海外经验来看,控烟“非不能也”。只是当下有一个误区,以为天下大事可心忧者繁多,禁烟控烟才多大事,扯出大旗说说也罢,真要花成本下功夫去做,却大可不必。须知,大事小事本是辩证,提升公民素质、倡导科学新生活,不仅同所谓“大事”并行不悖,与我民生国运亦善莫大焉。
事实上,控烟是一场社会化战役,需整合多方力量共同推动。杨功焕建议,织就一张由不同层次控烟力量组成的控烟网,上有执法、中有监督、下有公民劝阻,加之监测评估和媒体曝光,才可能真正实现控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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