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在线据《上海烟业报》报道　　“做中国人自己的最好卷烟”的任务准备交给国营中华烟草公司，这个上海唯一的一家国营烟草企业，其可堪重任否？

　　抗战胜利后，在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主导下，一大批以“中国”或“中华”为名号的国营垄断企业纷纷挂牌诞生，它们以划拨的方式无偿得到了大量的优质资产。中华烟草公司便是其中之一。它由国民政府于1946年1月接收侵华日军设立的中华烟草株式会社等4家企业在上海的资产合并组建而成。但是，这种国营化的官僚资本反而成为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在国民党统治的三年多时间里，公司四易总经理，每次交接，又都带来一批裙带亲信，上下其手，共同作弊。经营者或徒挂虚名、不负责任；或结党营私、中饱私囊；或巧立名目、贪污盗窃。到上海解放前夕，公司人不敷出，工人工资无法支付，日常开支只能靠卖一箱烟吃一箱，甚至到最后堆在仓库里的成品卷烟竟因无力纳税而无法出售。一个生产规模和生产效能仅次于颐中、福新和华成的烟草公司，最后竞陷人这样山穷水尽的绝境。

　　历史又走到一个拐角点。1949年5月27日，经过15天的上海战役，人民解放军把这座中国最繁华的城市儿近完好无损地交到人民手中。上海宣告全面解放。人们打起腰鼓扭着秧歌欢庆胜利。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陈毅任主任，粟裕任副主任。三天后的5月引日，市军管会即进驻中华烟草公司，以詹浩生、陈灼为军事代表，执行军事监督及处理一切接管事宜。抉择中华烟草公司命运的时刻到了。

　　面对这个“烂摊子”，市军管会也感到为难了。按照中央接管工作的基本方针，要“各按系统、原封不动、自上而下、整套接收”，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中华烟草公司却几乎已经崩溃，接收也是难以为继，人们甚至连改造的信心都没有了。于是有人提出，公司想要起死回生已经很困难，必须马上转业，另辟生路。而大多数人则主张继续办下去，理由是，就当时整个烟草工业来说，国家资本所起的作用本身就不大，如果这上海唯一的国营烟草企业都不保留，又怎么在上海卷烟业体现国背经济的主导地位呢？

　　经历过长征、参加过抗战、在硝烟战火中摸爬滚打过的詹浩生自然不会被眼前的困难吓倒，但他也明白困难就摆在那里，想要继续经营下去，总得要想个法子。于是，中华烟草公司副经理曹达提出三条措施：整顿机构，裁减冗员；创设一个新商标新品种，打人市场；由人民银行贷款10亿元（旧币，相当于今人民币10万元）作为流动资金。

　　曹达的建议最终被采纳。公司立即精简机构，裁撤冗员，惩治贪腐，树立正气，人心上气大振。6月4日即开始复工，停工已久的职工欢呼雀跃，焕发出极

　　大的工作积极性，更加热情洋滋地投人生产。

　　为摆脱困境打开局面，必须尽快推出新品。当时的卷烟产品按照质址优劣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等级，中华烟草公司主要产品是丙级和丁级烟。为盘活企业，公司继续强力发展“双斧”牌，与外烟“老刀”牌抗衡；同时开发一种品质更好的卷烟与“大英（红锡包）”竞争。权衡再三，1949年7月，公司决定利用现有资源，借用老解放区的“飞马”牌卷烟商标，创造一种适应市民口味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飞马”，这就是后来杨立三推荐给毛主席“试尝之”的“飞马”牌。这个为抗日战争服务过，为根据地建设服务过的“飞马”曾在解放区风靡一时，象征着革命发展如骏马飞腾。这个吉祥的喻义似乎预示着它还将帮助中华烟草公司飞出困境，飞向全国，飞到中央，为后来享誉中外的“中华”牌卷烟的诞生牵线搭桥。

　　事实正按如此轨迹发展。利用现有的品牌资源，也是解燃眉之急，中华烟草公司又针对当时市民的口味，对原有配方进行调整，即以许昌烟叶为主、青州烟叶为辅，使其吸味更易被市民所接受。结果，“飞马”牌卷烟一炮而红，迅速打破了英美烟公司又上海卷烟品牌的垄断控制，也使中华烟草公司重获新生。公司卷烟产量从复工时的1824箱，增长到1950年的9.4万箱，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当时上海卷烟业界甚至流传这样一句话，“颐中为老虎，中华为大象”，将势头迅猛的中华烟草公司与颐中并列。

　　诚如新华社1949年《改造官僚企业的一个例子》中描述的：“中华烟草公司从官僚资本转到人民手中的这一重大变革，就决定了她和其他的人民企业一样，有着无限光辉的前途！”

　　一个曾经腐败不堪的官僚资本企业，已然蒸蒸日上。尽管尚须奋力前行方能稳固，却已经被推上了前台，“做中国人自己的最好卷烟”的特殊政治任务交到了国营中华烟草公司手中。考验再次降临！